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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和以多边主义为支撑的国际秩序。无疑,多边层面、主要机构将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一个重点。如何重振WTO的活力,使之成为自由贸易的推手;如何推动IMF新的份额改革,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以变促变”,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本文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前景做出了展望。

  金融危机重创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的狭义理解专注于多边国际经济体系,广义理解则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全面认识,具体关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货币金融合作、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涉及多边、诸边、区域、双边等层面,涵盖了国际机构、国际协定体系及以之为载体的国际规则,也包括各类决策、磋商、对话等机制。无疑,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经济秩序的载体,关乎世界各国经济的长期绩效和发展。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由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一直存在权力分布失调、收益分布失衡、治理结构失效等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这些问题,也加速了旧秩序的衰落。正如笔者在近著《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中的分析所示: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重创了全球化,也重创了对原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信心。这是因为:这一体系没能有效预防危机,也未能阻止金融、经济、债务等多重危机的蔓延;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长缓慢,国际投资没有起色,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随着货币政策新范式的出现,由于发达国家政策的“负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经济普遍遭受“二次冲击”;同时,全球化由强转弱,导致原来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

  近几年,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受到质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崛起,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与此同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这在主观上表现为部分发达国家在“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国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贸政策的重大变化,客观上则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包括生产能力和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

  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信心的动摇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而具体变革则离不开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演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随着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其在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中的作用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开始走向前台,中国方案开始发挥重要而独特的引领作用,全球治理新格局正在初步形成。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可以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看: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原有机构的改革和原有规则的调整,后者则意味着新机构、新规则、新机制的导入。与存量改革的困难重重相比,增量改革风起云涌。尤其是,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增量调整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资金匮乏、投资不足一直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原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在资金规模和贷款能力上明显不足,另外其业务的狭隘界定和严苛条件也一直受到诟病。从增量资金来源看,双边渠道逐渐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则是其中的主力。更重要的突破则反映在国际层面:在中国的推动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建立起来,并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新兴力量。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正在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中国推出积极的自贸战略,努力在双边、区域、多边等各层面推动自由化进程。在2014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在中方倡议下,2016年7月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实现了机制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G20杭州峰会上强调创新增长方式,为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务实、有效的方案。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峰会就经贸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五国强调“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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